①这时候，起作用的不再是真正的共同意志，而是一种代表性的共同意志。

一方面，缺乏对西方民主政治所具有的地方性的把握，如他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以及对分权理解的局限。[5]此处之所以使用现代一词，就在于现代法政思想，明确区分了公法与私法，在私法意义上，监护政治所涉及的是代理关系，而在公法意义上，涉及的则是代表。

这一转变，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标志，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走向文明与陷入灾难的总开关。一种是贯彻人民意志或立法意志的行动主体。表面上，它作为一种拟制物不存在任何有限性，而是如同卢梭笔下公意那般的完美存在。【摘要】现代政治较之古代并未摆脱统治权与其主体分离的事实，使得摄政至今仍不失其必要性。所谓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对应的正是那些虽精通马列教义到足可倒背如流，却无能转换为本土话语从而沟通底层民众的人。

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职位。如果说，排除了专制和民主这一简单化的立场对立之后，王朝政治作为传统类型在什么意义上才可称之为较现代民主政治为旧、为劣，正是本文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所在。1978年《宪法》对个人的突出远远超出1975年《宪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人名次数增多，毛主席、毛泽东字样出现6次，是1975《宪法》的双倍。

中国在1949年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但到1975年人名才入宪。[4]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英国1215年《大宪章》是贵族（社会力量）与皇权斗争的胜利成果。第四，市民社会的缺乏。

[13]1978年《宪法》保留人名的原因与1975年《宪法》人名入宪相同，当时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对毛泽东的神化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这样说，当时人名入宪充分体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志。

但是写上宪法，我认为是不妥的，道理就是我前面讲的，个人名字不能够写上宪法。《马尔代夫宪法》很特别，它的序言部分包括了宪法史的内容，内中列了一大批人名，包括政府成员，不具有意识形态意义，也归入这一类。社会主义宪法中出现人名的尝试肇始于中国的文革。即使在苏联1977年向中国学习将人名人宪的时候，这些国家仍然没有跟进。

[2]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11年11月20日访问。第二，出现人名的宪法主要在亚洲。1972年，朝鲜在中国之前第一个将人名写入社会主义宪法，开创社会主义人名宪法之先河。甚至在百度中作相关搜索，只在星岛环球网里搜到一篇短文。

这是新中国第二部正式宪法，这个宪法中有3次出现了3个人的人名：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第三，宪法工具化观念的影响。

社会主义宪法是在它面世54年之后才将人名人宪的。总纲第11条：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8]结果当然是全国人民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人名宪法的出现有复杂的原因，但东方文化中的个人崇拜及单一意识形态传统当是主因。但是，人名入宪最早出现在中国（1946年），而且直至现在中国宪法中仍然有人名的事实，却不能不让我们思考中国文化与人名入宪的关联，否认人名宪法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是不明智的。同时，由于孔子的权威受到挑战，还没有形成一个足以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新的思想权威。[7]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该指示宣布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正式否定民国时期法律（包括宪法）效力的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8]《中共中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通知》（中发[1970]56号）。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仍然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这表明，当时的领导人还是区分宪法与党的文件的，这样的做法明显受到西方宪法观念的影响。

中国宪法中出现人名的冲动在1970年，完成在1975年《宪法》，高峰在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中人名的意义有所减弱。宪法中的人名无疑是崇拜的对象，因此，宪法中出现人名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受到崇拜的人。

至于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人名入宪冲动，显然是由于毛泽东取得了四个伟大的地位，[12]他是无与伦比、不可怀疑的最高权威与精神导师。而工具的宪法则建立在将人两分的基础之上，它需要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个人作为真理与正义的化身，以使这种统治取得正当性。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宪法之基是城邦社会，宪法是城邦社会控制权力的规范。这部宪法中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体思想字样。

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等等。这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表述。为用宪法形式将文革正当化，中共中央和中共文革小组起草了《宪法修改草案》，这部宪法草案在序言里说：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2]这表明期刊库中没有一篇论及人名与宪法关系的文章。

但是人名入宪必然会产生意识形态与宪法规范争权威的现象。这些人名分别出现在《宪法》序言和总纲中。

这固然不错，但是如果单纯这样看可能就将问题简单化了。不过，它还是与东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有所不同：它只提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仍然没有出现本国现任领导人的名字。

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部临时宪法意义上的文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中没有人名。真正的宪法产生于民意，民意产生的基础是言论自由。

越南由于内战的原因，它的人名入宪在1980年。如果对人名宪法作单一意识形态宣示的理解，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与公民表达自由相冲突，而失去表达自由的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民，这就使宪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因此，是中央决策与民间意向的合拍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推动了宪法修正案的出台。2003年非典的肆虐暴露出我们体制上的许多问题，人们对生命权、健康权的高度关注以及因此而向政府提出的更高水平的管理和服务的要求，是促使宪法修正案第26条和第29条关于紧急状态规定出台的直接原因，这些社会要求促成了宪法的修正。

制度允许它们出现，制度应该预见到它们的出现，在某种情况下，制度甚至在鼓励它们出现，否则制度设计者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关于提案和表决之间的衔接。党的十二大曾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又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以我国目前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为将近3000人计算，五分之一是近600人。[78]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党派可能从这一条修正案中获利更多，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在宪法序言所表述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已有肯定，而修正案中多党合作的提法对民主党派地位的肯定则是第一次出现在宪法中，1982年宪法只对政协有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序言第10自然段），并未明确规定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未规定政协是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宪法序言末段和宪法第5条中各政党的表述暗含着除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政党，而修正案第4条不仅明确了多党的存在，而且明确了多党与共产党之间是合作关系，并且这种合作将长期存在下去。

如果后来的修宪者们可以修改宪法序言，就意味着可以修改本宪法的基本原理、基本指导思想，这样的修改无疑是对宪法的重大修改，在程序上应该有极为严格的设计，在形式上应当采取全面修宪的方式，若以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则应当有类似全民公决的程序做后盾，否则修宪机关（一般为议会）的权力就太大了，就等于议会修宪无禁区，议会对于宪法没有什么不能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制宪与修宪、全面修宪与部分修宪的区别。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的提议，必然启动全国人大讨论和表决的程序，全国人大不能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提议不理睬，提案机关的权利必然带来修宪机关讨论和表决的义务，只是没有带来修宪机关批准的义务。